六十年代初，我的财产积累显著，这主要归功于房地产领域的投资，当时我的资产已颇为丰厚。

我出身于贫困家庭，自幼养成简朴生活方式。即便后来有了收入，我的生活习惯依然保持朴素，未有大变。

初涉地产时，我常光顾小巷小铺，花二十元左右定制皮鞋。因不喜后沿太硬，我常踩后沿当拖鞋穿，无论在家还是公司。那时偏爱香港制造的普通衬衫，且至今偏爱粟米和芋头。

五十年代经营地产时，我常与行家去酒吧、夜总会消遣，那时练就了跳舞功底。孩子长大后，我转至私人男人俱乐部，与商界友人打麻将，饿了有厨师做饭。这类场合，多不带太太。

那时，我生活习惯依旧，但家庭生活巨变。1951年，女儿丽娜降生，三年后儿子震宇到来。1958年，文逊出生时，家族大厦恰落成，命名文逊大厦。随后，显扬、显旋、显光、显强相继于1959至1966年间出生。

此时，地产业步入正轨，诸事顺遂，且家中子女成群，我心已安，无需再涉险求财，地产业务已应接不暇。不料，却意外被卷入澳门赌业风波中。

拒绝前往澳门。

我自认为颇有主见。从买卖战时遗物到东沙岛采海人草，再到海上贸易、地产投资及购船淘沙，皆出自我意，母亲虽偶有反对，但我认定的事定不放弃。

年轻时，我堪称冒险家。母亲刘氏常怨我好冒险，总做惊险之事。古语云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我赴东沙岛采海人草，闯禁令与大陆贸易，更是险事连连，非普通人敢为。

我热爱冒险，常尝试各种赚钱生意，不乏惊世之举，但从未考虑过经营赌博。1961年，事业正值巅峰，我更不会涉足常人视为更冒险的赌博业。

那我之后是如何开始参与澳门博彩业的呢？

整件事始于1961年11、12月澳门慈善足球赛，为警察厅筹款，我应邀前往。我热爱足球，常在香港、澳门踢。那次携太太同行，她们常去余北海家打麻将。每晚十一点，我们接人，相聚聊天或宵夜。

余北海，原籍广东后赴香港，现名不显。他酷爱赌博，常出没于赌场，且交际广泛，在黑白两道均有良好人脉。

何鸿燊出身香港豪门，祖父何福是何东爵士之弟，二三十年代香港知名人物，曾任沙宜洋行买办及立法局议员。父何世光也曾显赫政商界，后破产逃亡，何鸿燊中学毕业后赴澳门谋生，五十年代初回港经营地产。

我与余北海并不熟稔，仅在太太们前往他家打麻将、聚餐时才有所交集，从而相互认识。

一晚，太太们聚于余北海家打麻将，我与何鸿燊接妻后同行。余提议宵夜，我们驱车至某酒楼。参与者除我、何鸿燊、余北海，还有众太太。宵夜间，余北海忽提竞投澳门赌牌之事。

余北海说，若我以个人名义退出竞投，对方将付我五十万。当时，此类贿赂风气盛行于多行业，尤地产界。澳门黄金买卖为经济支柱，年竞投时，常有港商受贿后退标返港。

当时，距离澳门赌业截标的最终期限仅剩约十天时间。

这是我第一次得悉澳门赌牌竞投涉及自身。余北海提及此事时，我深感意外，略感不安。毕竟，我在香港已有一定身份地位，怎会卷入此等不明智之事？

用餐时太太们也在场，我不愿当众提及此事，便立刻将何鸿燊拉到门边，轻声对他说：“

何鸿燊安慰我此事不再提。他们明知我不会涉足赌博，却用我的名义投标，对我影响不好。因此，我当晚多次叮嘱何鸿燊，切勿提及霍英东参与投标之事。

我对余北海的话反应强烈，不仅因我厌恶赌博、怕损名声，更因我认为经商应守规矩，不越界，不侵占他人领域。

澳门历来复杂。战后，国民党残余部队及中山地区的江湖人士逃至澳门。五十年代初，大陆动荡时，更多江湖人士携武器避难澳门，连政府也忌惮，局势错综复杂。

澳门势力人士受尊重。当时，黄金买卖由罗保等人掌控，走私严重，年交易额达数千万。赌场由高可宁家族经营，但年利仅两三百万，远不及香港建楼收益。

黄金与赌业集团和睦共处，澳门政府默许其控制两大生意，维持经济秩序数十年。外来势力难入澳门，如竞投黄金专营权，挑战者难成功。香港洋行也曾尝试，但需缴百万葡币按金。

他们购买葡币，用港币兑换，市面比率一比九，大丰银行却给一比十三。下标后澳府退回葡币，再兑回港币时比率变一比七，亏损严重，自此无人敢赴澳做生意或争抢地盘。

赌场经营方面，叶汉与吴海林虽高价竞标，却未获澳门政府批准。彼时，澳门交通不便，港澳间客船多由几位权势人物掌控。

那时，澳门酒店入住率低，国际大酒店由霍芝亭后人霍宝财经营却常亏损。我记得，最终他以一千万元港币将此酒店卖给了何贤。

我与何贤、何添兄弟相熟，他们每年邀我观澳门赛车，众多香港商界朋友亦会前往。我们仅作观众，不插手事务，大家对他们十分敬重。

据我所知，何鸿燊当时对下标并不积极，态度随和。在澳门，他多是应人之邀参与，并非主动。他虽与当地西人有生意往来，但那时其势力尚未壮大。

澳门赌业历史悠久，1847年政府即合法化赌博。此后赌档众多，吸引四方赌客。二十世纪初，澳府立法管控，发放赌牌竞投，合法赌档需依约开设并缴税，民间私赌则遭禁止。

早期澳门赌业专营权由卢九获得。1930年，卢九与范洁明、何十等人组队再获专营。1938年，傅老榕联手高可宁从原持权者手中夺得专营，两家族独霸澳门赌坛二十余年。五十年代，叶汉等挑战傅老榕未果。

1961年，新澳督马济时上任。当时黄金生意虽盛，利润却集于罗保、何贤、钟子光等人。政府收益微薄，反靠年几百万的赌场税利。因此，他全面调研澳门赌业，发现弊端，取消原赌牌优先权，设三百万底价暗标竞投。

叶汉见时机成熟，决意再次挑战傅、高两家。前两战孤军奋战，此次他决心必胜，积极寻求盟友。最终，他找到擅长交际、投资且人脉广的叶德利，叶德利又通过其妻（何鸿燊之妹）牵线何鸿燊。

对于澳门“下标”之事，我觉那只是何鸿燊、余北海随口一提，故当晚众人于某地吃完夜宵后，我便未再将此事萦绕于心。

我被赋予了在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任务，负责策划与布局，以确保计划的周密与成功实施。

次日清晨，何鸿燊与余北海前来酒店探访。我们三人随意闲谈，然而，何鸿燊和余北海对于竞投赌牌的下标之事却只字未提。

下午，我们按时到达球场，惊讶地发现何贤、梁昌等商界友人及叶汉、余北海等均在，新澳督马济时也亲临现场，澳门各界名流几乎齐聚一堂。最终，众人皆下场踢球，澳督亦参与，共襄慈善足球盛举。

港澳名流商贾汇聚濠江，场景堪比往昔纷争。傅荫钊与叶汉、何鸿燊、余北海等，竞投赌场前夕下场踢球。慈善足球赛实则两派势力较量，可视作赌场竞投的前哨战。

我当时诧异，何贤、梁昌、傅荫钊、何鸿燊、叶汉等人怎会参赛。至今仍不解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预谋，如此凑巧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
更为出乎意料的是，后续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始料未及。

球赛结束后已近傍晚，除澳督外，众名流商贾共赴晚宴庆祝。宴席上，众人云集，觥筹交错，气氛热烈。因赌牌投标在即，话题难免围绕赌场展开。

此时，澳门商人霍宝润猛然发言：“作为广东省银行元老霍芝亭的后裔，我指的就是您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刻引起了全场的轰动。

霍宝润面带笑容说道：“

我惊愕不已，随即连忙解释道。

我必须澄清：“

饭后散席，我返回酒店。不解自己何以被传涉足赌场策划。抵澳当晚，闻叶汉欲竞标，至于何鸿燊是否参与，我则无从得知。

次日，澳门传出消息：“食饼仔”因何鸿燊混血且性格西化，被澳门人赋予了这一别称。

何鸿燊闻讯后激动不已，随即赶到酒店找我，满脸不悦地抱怨道：“

当时，我告知他此事，他说：“但何鸿燊十分严肃，他回应道：”

我当即向他询问：“

何鸿燊表示：“

我向何鸿燊表达道：“

当时，何贤备受众人尊敬，澳门无论大小事务，常请他出面协调。只要贤哥发话，问题往往便能迎刃而解。

我借给何鸿燊四十万时，特别叮嘱他务必向何贤说明这些情况，以确保双方都了解清楚。

我始终觉得何鸿燊对竞标不积极，他和傅荫钊交情深厚，两家曾同游日本。澳门传他要来时，有人对傅说：“朋友间不会抢饭碗。澳门地方势力大，如罗保能通葡总统，且资源匮乏，借钱给他竞标便罢。”

何鸿燊筹得四十万港元后，立即联系律师起草投标书。彼时，距赌场竞投截止仅剩一天，即次日政府部门下班之时。

然而，事态急转直下。何鸿燊委托葡籍律师卢巴度起草投标书，以每年三百万港元底价投标。当晚，卢巴度失踪，何鸿燊焦急寻找，最终在酒店找到他，卢巴度解释了一番。

闻卢巴度言，何鸿燊即刻振奋跃起，对他说罢，随即携卢巴度返回律师楼，着手起草投标文件。

当时，我在澳门参加了两天的足球比赛后，选择留宿。当夜，何鸿燊再度到访酒店，告知我他有意不按底价进行投标。

我一听，顿感棘手。我回应道：“难以理解。”何鸿燊随即阐明道：“

至此，我陷入两难境地。转念间，我对何鸿燊言道：“

何鸿燊支持我的提议后，我们共商赌业促澳门繁荣之策，拟建码头缩短澳港行程，吸引港客。赌牌若得，收入将全投慈善或澳门再投资，如疏浚河道、建酒店。计划书由何鸿燊、卢巴度主拟，我仅提建议。

何鸿燊、叶德利与卢巴度彻夜赶工，终于在黎明前完成了投标书。因需核对签名，何鸿燊下午才动身，于截标前五分钟，即四点五十五分，匆忙抵达现场，递交了他们精心准备的投标书。

出价三百一十六万七千，何鸿燊方仅以一万七千元优势超越三百一十五万的对手。首回合，何鸿燊与叶汉胜出。但我预感，精彩尚未结束，后续问题将接连不断。

何鸿燊、叶汉等人十月获赌场专营权，但澳府批文迟迟未至，缘由是澳门某些势力人物暗中阻挠。他们在澳门开设赌场之路，确实历经重重困难。

投标书承诺不牟利且利澳繁荣，澳督甚悦。年末，澳督电告何鸿燊，赌牌已批。何即筹备赌场开业，但我觉其未深思后果，如港澳航线。他称将靠某船支持，忧旧公司船停航致澳门沉寂。

船只问题尚属轻微。对于开赌，我们持谨慎态度，因氛围紧张。罗保凭借葡国广泛人脉，致电总统府，称新公司仅为虚张声势，并发出警示。

我建议进行一场“博弈”，

黄金交易乃澳门昔日首要生意，由罗保、何贤、梁昌、钟子光等人把控。罗保以旧公司与黄金集团利益为由致电总统府，身为澳府经贸高官，他惧外人干扰澳门商务，扰乱秩序，影响安稳盈利。

罗保致电葡国后，葡国总统随即联系澳督，反对何鸿燊经营赌场。澳督坚决回应已承诺新公司，需守信。一番争执后，澳督愤而决定辞职。

至此，我尚未正式加入新公司，但部分报纸却误传我为幕后老板。舆论压力使我逐渐涉足。当时艰难，众人皆疑何鸿燊等无法开业，最终仅租得泳池，改更衣室、咖啡厅为赌场。

1962年1月1日，新公司如期正式运营，其下属赌场同步宣告关闭，标志着高、傅两大家族正式退出澳门赌坛的历史舞台。

开张时，彩旗飘扬，锣鼓鞭炮齐鸣，却门庭冷落，气氛冷清，不似庆典反似停业。原是赌客惧旧势力，未敢光临。虽未风光开场，澳门博彩史仍翻开新篇章。

新花园赌场开业时，我未在澳门参加典礼。彼时，政府尚未与何鸿燊签赌业专营合约，因有人阻挠。为此，何鸿燊三次前往里斯本，向葡国官员游说。

1962年3月30日，新集团与澳府在里斯本签专营合约，规定60天后成立资本至少三百万元的新公司，1964年底前集中赌场，建二百房酒店、新餐厅，改进码头，购水翼船，利润10%慈善，余投资澳门工商业。

何鸿燊自里斯本签约归来后，再次找我商议。话题又转向了赌场事务，尽管我尚未正式参与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商讨后续计划，我提议何鸿燊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。

何鸿燊赞同该计划，与何贤、梁昌商讨后获支持，他们不太在意钱。高家、傅家因无法获赌牌也支持。但叶汉、吴海林反对，最终计划未能实施。

我陷入赌博仿佛是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，无法自拔，但这仅是比喻，实则源于自身的贪欲与不良抉择。

1962年6月初，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成立，据《澳门商业年鉴》载，叶德利任董事长，叶汉与我任常务董事，何鸿燊作为股东及赌牌持有人，担任董事总经理，负责公司业务管理。

那时，我未涉赌场，舆论传媒大肆渲染，似我参与其中。实则我仅在澳门外港发展、购船时介入。我反对开赌，此事仿佛神推鬼踊。初为足球赛，后何鸿燊澄清而下标，终未成慈善公司。

当时我担忧何鸿燊的投标书，涉及我司挖泥、疏河、造船业务。我司擅长香港开山填海，而澳门航程长、不便，需疏河道、发展外港。故我想用公司参与澳门工程，承担新公司责任，遂介入娱乐公司。

余北海、吴海林等人，尽管积极竞投赌牌并筹备新赌场，却未加入娱乐公司董事会，因对赌场生意缺乏信心，认为公司无利可图，遂放弃参与。

我涉足澳门赌业，初衷是为推进海港工程与新口岸发展，助力澳门繁荣。然而，进入娱乐业后，我对于开赌、外港建设及澳门兴盛仍持保留态度。

我们无船、无店铺、无酒店，合约规定非营利。澳府每日派员查账收钱。政府严执合约，私借不还，烂账不认。我们还得自筹资金发展外港，处境复杂艰难。

娱乐公司接手赌业首年盈利超六百万，虽数目不菲，却全数再投赌场及挖沙疏河等，股东未获分红，因合约规定非营利性质。

此外，澳门昔日治安恶劣，各色人等汇聚，致使炸弹事件频发。他们常用手段是寄信威胁，索要钱财，否则便放置炸弹。傅老榕的赌场就曾一日遭遇数枚炸弹。

在澳门，赌场盈利少非我们所惧，黑社会亦不足虑。真正担忧的是罗保势力庞大，反对新赌场，连葡国总统亦受影响。澳督权势滔天，我们怀疑其被收买，投资再多亦可能徒劳。

澳门娱乐公司面临重重挑战，发展之路颇为崎岖。尽管困境重重，公司仍努力前行，力求在逆境中保持稳健，确保业务逻辑清晰，发展步伐不停。

某日，我与何鸿燊拜访新任澳督罗必信，讨论澳门繁荣及外港发展计划。正热烈时，一位葡籍高官闯入，据传是澳府黄金与赌业主管，因白发得名“”。

一进门，他便当着我们的面，取出一万元港币置于桌上，指向何鸿燊对澳督说：“此前，为拉关系，何鸿燊赠我一万元。”或许因其反对何鸿燊开赌，故设局陷害。

我深怕按法律，贿赂官员犯禁，若澳督遭收买，或许会扣留、审查何鸿燊。但何鸿燊迅速解释一番，澳督听后只说了一句，此事便就此作罢。

经此事，我确信澳督未被仇视何鸿燊及娱乐公司者收买。既无此恶意，赌场收益不佳、治安问题亦不影响我们发展外港、繁荣澳门的决心。自此，我全力投入澳门建设。

葡国人居澳门数百年，未建成良港，曾邀荷兰公司开新港未果。我司数年即建成外港，解决其四百年难题。1962年，信德船务成立，1964年购首艘水翼船，缩港澳行程至一小时，促港人游澳。

赌场生意持续萧条，盈利微薄。随后，大陆变故迭起，六六年澳门又遇动荡，贤哥遭英领馆拘禁示众七小时，连澳督也出面赔礼，致澳门赌业更衰，游客寥寥。

我们计划在澳门建大酒店。在香港发展时，我提议与何鸿燊、关启明、钟明辉等股东投资数百万于澳门酒店。当时澳门娱乐公司股本不足三百万，虽对开赌无兴趣，但认为酒店可行。初时股东同意，后却变卦。

1970年，我们决定建酒店，预算约三千万。但当时赌场年盈利仅几百万。政府认为仅凭赌场收入十年难建一酒店，遂修改非盈利合约，允娱乐公司自由借贷营业，最终我们筹得资金建酒店。

赌场生意真正兴旺，始于港府实施“政策”后，该政策允许香港永久居民自由往来港澳，自此，赌场的顾客络绎不绝，生意日渐兴隆。

我提及这些事，非为自我辩解，因合约初定即为非营利，九成资金再投资，一成用于慈善。故前八年，娱乐公司运营艰难，外界所传盈利丰厚并不属实。

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作为私人公司，其股东、股份结构及利益分配等信息外界不得而知，报道与评说各异。实则情况错综复杂，不仅外人难知，部分当事人亦不清楚。

通过发展海上客运服务，促进澳门旅游业的繁荣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，以此带动澳门整体旅游经济的发展。

娱乐公司创立之初，我与何鸿燊、叶汉、叶德利共同担任常务董事一职，同时，新马仔也是我们团队中的重要一员。

娱乐公司创立时，我与何鸿燊、叶汉、叶德利共任常务董事，大股东还包括粤剧名伶邓永祥，他艺名新马仔，现已故去。

何东的钱由其孙女、何鸿燊的姐（妹）何婉琪拿出，她原为何东秘书。何东出资约二百万，于赌场开张时即交付。新马仔的出资额为二十万或三十万，记不清了，似乎是赌场开张后陆续支付。

首次股本号称三百万，实则无人真正认股，皆因信心不足。我们四人原定各担四分之一，却均未出资，叶汉、叶德利及何鸿燊亦分文未付。

不需太多资金，何东投了二百万。娱乐公司股权复杂，何东投资无凭被叶德利吞并。风波中，他想索回却被拒。公司股份中，何东孙女出资最多，其次为新马仔。

我负责澳门工程，包括疏河床、挖沙与外港建设，挖沙耗资三百万，公司反而欠我此数。何鸿燊出资二百万亦源于挖泥款。我无需额外投资，最大开支即挖沙，但工程外包无盈利，且代何支付二百万入娱乐公司。

赌场初开，我们欲筹千万股本。彼时，九龙置业正于尖沙咀开发，已投三百万于澳门娱乐建酒店，遭部分股东反对后计划取消，酒店股份凸显，调整后我股份增多。

总之，娱乐公司事务繁杂，股权仅是其一，分红不按股份定，有人未出资。因此，何鸿燊与叶汉常有争执，虽叶德利也参与，但关键仍在何鸿燊与叶汉。

新马仔邓永祥曾持股，现状不明。他曾转股份给家人，后离婚致取钱困难。我家族约占股百分之二十五，但红利不多，如1984年五千多万，至1992年增至二亿六千万港元，近年每年约二三亿。

谈及赌业利益分配，信德船务不可忽视。我涉足澳门赌业，不仅掌控旅游娱乐公司，还拥有一家由其衍生的相关公司。

1962年，我于娱乐公司初创时即提议组建信德船务，主营港澳海上客轮服务。我认为，自有客轮对提升客运、吸引港客至澳及促进博彩业至关重要。娱乐公司股东亦转为信德股东，家族持股约三成，为最大股东。

自1964年斥巨资购入首艘水翼船运营于港澳海域后，公司持续增添水翼船，确保港澳间航线的顺畅运行。

我们在船厂生产水翼船，参考瑞士制造的一艘，自行设计制造。过程中遇烧焊难题，船体庞大难翻转。后采用大木轮辅助翻转，成功造出，当时全球最快。

信德集团除船运外，亦涉足地产、酒店、码头及百货等多领域投资。然而，这些业务我并未参与管理，而是全部交由何鸿燊先生负责。

凭借稳定的港澳海上客运客源，该公司业务蓬勃发展。九十年代初，它迅速崛起为香港百家最大上市公司之一，并曾入选恒生指数成份股。

娱乐公司与信德船务在股份和利益上实为同体，如父子又似孪生。业务上，娱乐的赌业助力信德船务客运兴旺，反之，无高效海运服务，赌业亦难繁荣。

不参与澳门赌业界内的纷争纠葛，保持中立立场。

何鸿燊身为娱乐公司董事总经理，年收入涵盖茶钱及花红，或达数亿。其中，仅董事总经理分红就占总收入9%。显然，该公司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不公平。

娱乐公司历经三十余载风雨，我从未想涉足，澳门局势复杂，尤某事件后更甚。澳督遭人冷落，西餐厅无人理会。澳门如死城，商贾却步。诸多事件频发，我无意卷入其中。

何鸿燊与叶汉昔日争斗激烈，未曾以董事局多数表决解决。叶汉与何鸿燊势不两立，胜负难料。叶德利亦卷入纷争，几近冲突。醉后二人言辞无忌，叶德利对何鸿燊的不满源于利益纠葛。

叶汉离娱乐公司后，自立门户开赛马车会。我素来对这些如跑狗、赛马车的赌博不感兴趣。彭国珍随后也开设了回力球场与跑狗场，但我均未参与其中。

赌团利润或更高，或达九亿，而娱乐公司仅一亿。此外，茶钱亦数目不菲。赌团与赌场茶钱收入颇丰，但我们这些股东分得的利益可能相对较少。

娱乐公司初创时，我常赴澳门督查外港项目进展。数年间春节，我以大股东身份陪同澳督赌场开年注或致辞员工。此后，我鲜少赴澳，不参与公司决策，管理全权由何鸿燊等负责。

我既不参与娱乐公司决策，也不过问管理，更未安排家族成员涉足。亲戚虽在赌场工作，但仅为普通管理人员，高薪求职而已，并非代我管理或监督公司。

我对开设赌场毫无兴趣，对赌博也缺乏热情。我自身不赌博，且反对家人参与，特别是反对他们去澳门赌博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欲退娱乐公司，与职务无冲突。想把赌约变好事，与政府签约。但赌约被澳府屡次延长，至2001年。中方对此不满，认为葡国搞鬼，驻澳官员拒出席酒会以示抗议。

身为娱乐公司董事长，我反对延长专营期却无力阻止签约，故决定置身事外。早有退意，今逢此尴尬境地，我毅然辞去董事长及董事职务，由郑裕彤接任。

将赌场所得收入纳入专项基金中管理，确保资金得到妥善规划与运用，维持财务透明与合法合规性。

我考虑辞去董事长及董事职位的同时，还想转让所持股权，意图完全离开娱乐公司及澳门赌业。

澳府与娱乐公司签订的补充合约延长专营期，并允许股票上市、自由转让，总值占公司资本25%，股东持股不超10%。同时，澳府筹划股市吸引公司上市，何鸿燊筹备参与其中，计划娱乐公司赴港澳上市。

然而，澳门证券市场未果，娱乐公司香港上市计划亦受阻，上市之事遂搁置。彼时，我已创立基金，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等事业。深思后，我将娱乐公司股份划入基金，收入公开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。

我认为赌业具有强大影响力，因其盈利丰厚，足以支撑多样事业。娱乐公司若能妥善运作，定能进一步促进澳门的繁荣发展。

2001年后赌权处理需深思。赌业发展限否，关乎澳门生存。1999年后澳经济我未深究，如国际机场、电厂之需否。但这对家族影响不大，资金属基金会，用于大陆投资捐赠。

【霍英东（1923年5月10日-2006年10月28日），原名官泰，祖籍广东番禺，出生于中国香港，社会活动家、爱国人士、香港知名实业家、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、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。霍英东7岁丧父，12岁进入香港皇仁英文书院学习，因抗日战争爆发辍学，做过修车学徒、铆工等工作。1945年开始经营驳运业务。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有限公司，发展房地产，随后进军海底采沙业，成为“海沙大王”。1955年后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、有荣有限公司等。1961年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。1965年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。1979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。1981年后历任东方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信德船务有限公司主席等职位。1983年其投资建立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。1985年担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1992年至1996年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。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，享年84岁。】